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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UCI与哈佛构建EBV人扁桃体类器官,解析原发感染 B、T 细胞应答

更新时间:2026-09-10点击次数:10

Epstein-Barr病毒(EBV)是一种嗜B细胞的γ疱疹病毒,全球超过95%的成人呈慢性感染状态。该病毒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多种B细胞淋巴瘤、鼻咽癌以及部分自身免疫病(如多发性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生发展存在关联。Waldeyer环(包括扁桃体)是EBV原发感染的主要解剖部位,B细胞是其持续感染的主要靶细胞。然而,由于大多数原发感染呈隐匿性或无症状性,且缺乏能够较好模拟人类二级淋巴组织微环境的体外模型,EBV在生理组织环境中如何重塑B细胞命运、诱导其进入生发中心(GC)反应或滤泡外分化,并在此过程中与T细胞互作,长期以来尚不清楚。


长期以来,阻碍EBV原发感染早期事件解析的关键研究空白(Research gap)在于缺乏适用且保真的体外研究模型。传统的二维(2D)B细胞培养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感染模型难以重现淋巴组织的滤泡结构、细胞组成及空间微环境;普通小鼠不被EBV感染;人源化小鼠可用于研究EBV相关基础生物学,但其淋巴组织结构以及GC和记忆B细胞发育仍存在局限。因此,建立一套能够保留人类扁桃体免疫微环境、支持EBV感染并允许同步评估B细胞与T细胞动态互作的三维模型,具有较为重要的转化医学价值。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Research questions)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维度:第一,能否从人扁桃体组织中建立可扩展的类器官(organoids)模型,并成功建立EBV原发感染体系?第二,EBV感染B细胞在生理淋巴微环境中是否获得生发中心样表型,其转录组、B细胞受体(BCR)谱系及克隆演化特征如何?第三,在该体外类器官平台中,CD4与CD8 T细胞分别对EBV+ B细胞扩增具有何种调控作用?


为了解答这些关键科学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的Lisa E. Wagar、哈佛大学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Benjamin E. Gewurz等研究团队展开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团队从40名扁桃体切除术后供者获得类器官培养物,涵盖不同年龄、性别及EBV血清学状态;其中部分模型进行了长达21天的纵向单细胞多组学分析。并对感染动力学、B细胞表型与转录异质性、BCR谱系演化、T细胞应答特征及CD4/CD8 T细胞去除实验进行了评估。


01 研究亮点

(1)从40名供者中成功建立了人扁桃体类器官体系,并使用GFP标记的Akata EBV毒株建立了可追踪的感染模型,观察到EBV+ B细胞在感染后第14天出现显著扩增。

(2)EBV+ B细胞多获得生发中心(GC)样或pre-GC表型,且大多数位于典型GC之外;多数GC样EBV+ B细胞低表达BCL6,并富集亮区标志物CD83。

(3)BCR谱系分析提示EBV感染可能促进类别转换(CSR),但多数克隆未伴随显著的体细胞高频突变(SHM),仅少数谱系(约0.84%)表现出较复杂的GC样克隆演化。

(4)去除CD4 T细胞后,EBV+ B细胞频率显著升高;去除CD8 T细胞未造成明显变化,提示CD4 T细胞可能限制扁桃体类器官中的EBV+ B细胞扩增。


02 研究内容

(1)人扁桃体类器官模型的建立与EBV感染动力学评估

《PNAS》:UCI与哈佛构建EBV人扁桃体类器官,解析原发感染 B、T 细胞应答

图1. 扁桃体类器官中EBV+ B细胞的评估 。(A) 实验工作流程图。扁桃体组织经机械解离为单细胞悬液,低温保存后复苏接种,加入GFP标记的EBV(Akata株),在4小时、2天、5天、7天及14天进行流式细胞术评估。(B) 第14天代表性流式图及EBV+ B细胞动力学曲线(n=3,0.0005 MOI)。(C) 第14天EBV+ B细胞频率(n=40),血清阴性供者来源类器官中感染频率较高。(D) naive或memory B细胞去除对第14天EBV+ B细胞频率的影响(n=6)。(E) 未感染与EBV感染类器官中活化CD4及CD8 T细胞(CD38+HLA-DR+)频率(n=40)。(F) 供者年龄与EBV+ B细胞频率的相关性(n=40,Spearman R=–0.4101,P=0.0086)。(G) EBV血清阴性与血清阳性供者来源类器官中EBV+ B细胞频率比较(n=16;7例血清阴性,9例血清阳性,P=0.0418)。


为了系统评估类器官技术在EBV感染研究中的适用性,研究团队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组织处理、单细胞分离、低温保存与三维培养方案。在实验周期内,研究人员从40名扁桃体切除术后供者获得/收集了标本(多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扁桃体肥大患者,组织外观正常),涵盖不同年龄、性别及EBV血清学状态[图1A;附表S1]。


根据图1所示的实验流程,该类器官体系支持EBV的有效感染与追踪。感染动力学数据显示,EBV+ B细胞在感染极早期(4小时至7天)频率较低(中位频率0–0.019%),但在第14天可扩增至中位0.81%(n=40,P=1.819×10⁻¹²)[图1B–C]。这种"延迟扩增"模式与既往扁桃体外植体研究较为一致,提示EBV在生理淋巴组织中可能经历一个相对静默的阶段后,在组织微环境支持下实现克隆扩增。


进一步分析提示两个可能影响感染频率的因素:其一,供者年龄与EBV+ B细胞频率呈负相关(Spearman R=–0.4101,P=0.0086),年龄较大者感染频率较低 [图1F];其二,EBV血清阳性供者来源的类器官中,EBV+ B细胞频率低于血清阴性供者(P=0.0418)[图1G]。上述结果提示,类器官可能部分保留与供者既往EBV暴露相关的回忆性免疫反应,从而限制EBV+ B细胞感染和/或扩增;具体由抗体、记忆T细胞还是其他因素介导,仍需进一步验证。


在B细胞感染靶点方面,传统观点认为EBV优先感染naive B细胞。该研究通过FACS分选去除naive B细胞或memory B细胞发现,去除naive B细胞后EBV+ B细胞频率升高(P=0.0313),而去除memory B细胞后感染率无显著变化[图1D]。该现象提示,在扁桃体微环境中,naive与memory B细胞可能均对EBV具有易感性,但两类细胞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或占据不同的空间生态位。当naive B细胞被移除后,memory B细胞可能获得更多感染机会。


T细胞应答方面,EBV感染未显著改变CD4及CD8 T细胞总频率但活化表型(CD38+HLA-DR+)比例 modestly 升高(CD4:P=0.0360;CD8:P=0.0058)[图1E]。上清转移实验提示类器官中的EBV复制有限;T细胞活化可能与潜伏期或裂解期病毒蛋白的表达和可及性有关,具体机制尚未确定。


(2)EBV+ B细胞表型特征、GC分区定位与免疫代谢标志物变化

《PNAS》:UCI与哈佛构建EBV人扁桃体类器官,解析原发感染 B、T 细胞应答

图2. 扁桃体类器官中EBV+ B细胞的表型特征。(A) 第14天代表性流式图(CD38 vs CD27)及EBV+ B细胞(绿色)在各B细胞亚群中的分布(n=40)。(B) naive或memory B细胞耗竭后EBV+ B细胞各表型频率(n=6)。(C) 未感染、EBV感染GFP⁻及GFP+ B细胞中CD21、CD39、CD73表达比较(n=16)。(D) 亮区(CD83+)与暗区(CXCR4+)标记在EBV+与未感染B细胞中的表达(n=16)。


基于CD38、CD27和IgD的经典分型,第14天的EBV+ B细胞多数已呈现活化pre-GC或GC样表型,少数表现为浆母细胞特征 [图2A]。这种表型转换具有一定的组织特异性:平行实验显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来源的类器官感染效率较低,而脾细胞来源类器官中pre-GC表型比例低于扁桃体,提示扁桃体微环境可能对EBV感染B细胞的GC样分化具有独特的支持作用 [附图S2A]。


免疫荧光定位显示,大多数GFP⁺ EBV+ B细胞位于CD10⁺ GC结构之外,但仍有少量细胞可在GC内部被测到;流式检测也证实EBV+ B细胞表达CXCR5,但水平低于未感染B细胞 [附图S2D–F]。这表明EBV+ B细胞虽保留部分滤泡驻留能力,但其空间定位可能已发生偏移。


在GC分区偏好方面,EBV+ B细胞在亮区表型(CD83⁺)中比例较高(P=2.47×10⁻³),而暗区表型(CXCR4⁺)频率与未感染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3)[图2D]。这种亮区偏好可能具有功能意义:EBV潜伏膜蛋白LMP1和LMP2A分别模拟CD40和BCR信号,可能使感染B细胞在不依赖高亲和力抗原的情况下,持续获得类似亮区的存活信号。研究者推测,这种"亮区样状态"可能通过增强子环化上调抗凋亡基因BCL2A1,从而赋予感染细胞一定的生存优势。与此同时,暗区频率未明显增加,提示EBV可能部分规避了传统GC的亲和力成熟周期。


表面标志物分析显示EBV+ B细胞存在免疫代谢相关变化:CD21(EBV糖蛋白gp350的附着受体)表达升高(P=2.80×10⁻⁷),可能有利于EBV附着;CD39(胞外核苷酸酶)表达升高,而CD73表达降低(P=5.99×10⁻⁴)[图2C]。CD39⁺CD73⁻表型提示EBV+ B细胞可能促进胞外ATP/ADP向AMP转化,并可能降低进一步生成腺苷的能力;其实际代谢和免疫调节作用仍需功能实验验证。


(3)单细胞转录组学揭示EBV+B细胞异质性与低BCL6特征

《PNAS》:UCI与哈佛构建EBV人扁桃体类器官,解析原发感染 B、T 细胞应答

图3.原发感染中EBV+B细胞的转录组景观。(A)EBV感染类器官B细胞簇中GFP转录本的检测。(B)按感染条件与时间分层的UMAP图。(C)全部B细胞UMAP(63,263个细胞,n=4血清阴性供者),EBV相关簇加粗标注。(D)定义B细胞簇身份的DEG点图。(E)未感染与EBV+类器官中各B细胞簇频率随时间变化(n=4)。(F)EBV感染类器官B细胞簇中各Topic权重(干扰素、核糖体生物合成、增殖、B细胞活化)。


为深入解析感染B细胞的分子状态,研究者对4例EBV血清阴性供者的类器官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覆盖89,444个细胞(含63,263个B细胞)。B细胞亚群聚类鉴定出21个簇,其中11个与EBV感染相关,分布于GC样、浆母细胞和增殖表型 [图3A–C]。


时间维度分析显示,EBV+ B细胞在第14天和第21天发生较为显著的转录重编程,与未感染细胞的转录谱差异较大 [图3B–D]。这提示EBV驱动的B细胞命运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且深刻的过程。与SoRelle等人(2022)报道的PBMC来源EBV+ B细胞数据进行比对时,仅约20%的簇在转录水平上存在较明显的重叠。定量比较中约20%的细胞簇可较好匹配,另有若干簇仅呈定性或部分相似;这提示扁桃体淋巴组织来源与PBMC来源的EBV+ B细胞状态存在明显差异,但不能简单概括为没有对应物或存在本质区别。


与经典GC B细胞不同,大多数EBV+ GC样B细胞低表达BCL6(GC主转录调控因子)。这与既往研究较为一致:EBV编码的EBNA3C和病毒miRNA可能通过靶向降解或表观遗传抑制下调BCL6。BCL6的降低或许使EBV+ B细胞部分绕过GC检查点,避免进入正常的分化终末阶段,从而可能维持其增殖和存活优势。然而,部分EBV+ GC样簇仍保留传统GC特征基因,如AICDA和MCM2–7,提示EBV可能选择性利用了GC的增殖和重组程序。


Topic建模识别出15个关键转录程序,其中在EBV+ B细胞中权重较高的包括干扰素(IFN)反应(Topic K6)、核糖体生物合成(Topic K11)及增殖程序(Topic K15)[图3F]。干扰素反应在多个GC样簇中权重较高,且随时间推移在旁观者B细胞中逐渐增强,提示局部抗病毒信号可能存在持续扩散。增殖程序与MKI67、STMN1等基因共表达,且主要见于EBV+细胞。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增殖簇中仅Prolif4(及轻度Prolif2)共表达CD70和ENTPD1(CD39),这与近期人源化小鼠模型中描述的高增殖EBV+ B细胞部分相似,但扁桃体类器官中EBV+ B细胞的异质性似乎更高。


(4)BCR谱系追踪:类别转换与体细胞高频突变的解偶联现象

《PNAS》:UCI与哈佛构建EBV人扁桃体类器官,解析原发感染 B、T 细胞应答

图4. 扁桃体类器官EBV+B细胞的克隆性与同型使用。(A)第14天EBV+与未感染B细胞的抗体同型使用UMAP映射(4例供者)。(B)第14天未感染、EBV未感染及EBV+ B细胞中类别转换频率。(C)第14天IGHG1+ B细胞中SHM频率比较(95%CI)。(D) EBV血清阴性供者第14天EBV感染与未感染类器官的BCR谱系多样性。(E) 克隆扩增相关的转录组特征。(F)含至少一个EBV+ B细胞的克隆谱系大小分布。(G) 感染后简单克隆扩增示例。(H) 具有较复杂SHM和类别转换的GC样克隆谱系示例。


BCR测序显示,在第14天,约40%的EBV+ B细胞已完成类别转换(以IgG和IgA为主),而同一类器官中未感染B细胞及对照类器官未感染B细胞的转换率约为10–15%(P=0.043)[图4A–B]。这一较高的类别转换率可能与LMP1模拟CD40信号等机制有关;AICDA可能参与其中,但具体因果机制仍待验证。


为区分"感染前已转换的B细胞更易被感染"与"EBV直接诱导转换"两种可能性,研究者按同型比较了SHM频率。主要发现如下:在IGHG1+细胞中,EBV+ B细胞的SHM频率低于同一类器官中的未感染IGHG1+ B细胞(P=5.76×10⁻⁸),也低于独立对照类器官的未感染IGHG1+ B细胞(P=2.01×10⁻⁷)[图4C]。仅在IgM+群体中观察到EBV+细胞SHM略高,但总体SHM率较低。这种"高CSR、低SHM"的表型组合提示EBV或许能够在不引发广泛BCR突变的情况下,驱动B细胞发生抗体类别转换。这种CSR与SHM的解偶联可能有利于EBV持续存在,因为广泛SHM可能增加病毒双链DNA发生有害突变的风险;这仍属于机制推测。BCR谱系分析显示,EBV感染可能增加了B细胞克隆扩增和谱系多样性 [图4D]。扩增克隆主要富集于EBV+ pre-GC、GC和增殖簇 [图4E]。然而,在3,437个含≥6个细胞的EBV+克隆谱系中,约99%(3,408个)为简单扩增谱系,成员间SHM较少;仅约0.84%(29个谱系)表现为较复杂的GC样谱系,具有多级分支、较明显的SHM和谱系内类别转换 [图4G–H]。这29个谱系的存在提示,确有少数EBV+ B细胞可能进入并经历较为典型的GC反应,为EBV感染的"GC模型"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但大多数EBV+ B细胞似乎通过GC外或非典型GC途径进行扩增和CSR。


(5)T细胞应答特征与CD4/CD8耗竭功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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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扁桃体类器官中T细胞对EBV。(A)EBV血清阴性供者T细胞亚群聚合UMAP(18,707个细胞,n=4)。(B)未感染与EBV感染类器官中T细胞转录组分布。(C)EBV感染与对照类器官中活化相关CD4 T细胞簇频率随时间变化(n=4)。(D)未感染与EBV感染类器官上清中分泌型细胞因子水平(n=4)。(E) EBV感染类器官中CD4与CD8 T细胞亚群的Topic权重。(F)第14天CD4 T细胞存在或缺失时EBV+ B细胞频率(血清阴性n=7,血清阳性n=10)。(G)第14天CD8 T细胞存在或缺失时EBV+ B细胞频率(血清阴性n=9,血清阳性n=5)。


同步的单细胞T细胞分析(18,707个CD3+细胞,15个簇)显示,EBV感染未诱导全新的T细胞亚群,但改变了现有亚群的比例。第14天时,活化的CD4 T细胞和表达ISG的GC-T滤泡辅助细胞(GC-TFH)比例呈上升趋势(因样本量限制未达统计学显著),与EBV+ B细胞扩增高峰在时间上同步 [图5C]。


细胞因子检测显示,感染类器官上清中IFN-α2、MIP-1α、RANTES和TNF-β升高,IL-10有轻微上升趋势 [图5D]。Topic分析进一步揭示,干扰素反应程序在多数T细胞亚群中被诱导,而核糖体生物合成程序在部分CD4/CD8亚群中下调,可能反映了IFN介导的抗病毒代谢重编程 [图5E]。T细胞 repertoire 分析显示CD4与CD8 T细胞克隆性未发生显著变化,提示在21天观察期内T细胞应答可能以转录活化而非大规模克隆扩增为主。


为验证T细胞亚群的功能,研究者在来自EBV血清阴性和血清阳性供者的类器官中分别进行CD4或CD8 T细胞去除实验:去除CD4 T细胞后,EBV+ B细胞频率在血清阴性供者中升高(P=0.0156),在血清阳性供者中升高更为明显(P=0.0019)[图5F];去除CD8 T细胞后,EBV+ B细胞比例未显著改变(血清阴性P=0.0856;血清阳性P=0.0625)[图5G]。上述结果提示,在扁桃体原发感染早期微环境中,CD4 T细胞可能是限制EBV+ B细胞扩增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作用在继发感染中可能由记忆CD4 T细胞介导,在初发感染中可能由新激活的或旁观者CD4 T细胞参与。


研究者推测,CD8 T细胞作用不明显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本研究使用的EBV接种量较低,裂解复制受限,导致CD8 T细胞(通常靶向裂解期抗原)活化不足;此外,儿童供者(<13岁)的原发感染通常症状较轻或呈无症状,其扁桃体CD8 T细胞可能尚未达到IM患者中的扩增水平。既往研究提示,CD4 T细胞可能通过识别潜伏期/裂解期抗原、分泌细胞因子或发挥细胞毒性参与控制EBV;本研究主要支持CD4 T细胞对EBV+ B细胞扩增具有抑制作用,具体机制尚待验证。


(6)整合工作模型与体内外一致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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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人扁桃体类器官中原发EBV感染的工作模型。感染后B细胞获得多样表型,部分呈GC样。大多数感染细胞位于典型GC之外,发生类别转换并经历适度增殖而无明显BCR突变,形成多个小型克隆扩增。少数EBV+B细胞位于GC内并参与SHM,形成较复杂的克隆谱系。两类细胞均可分化为EBV+浆母细胞,但向长期静息记忆B细胞的分化路径尚不清楚。CD4T细胞对EBV+B细胞扩增具有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多维度数据,作者提出了EBV原发感染的一种整合工作模型 [图6]。该模型描述了EBV感染扁桃体naive、pre-GC及memory B细胞后,感染B细胞较快获得GC样或pre-GC表型,但主要定位于GC外(滤泡外或边缘区样区域)。大部分EBV+ B细胞通过亮区样状态存活,进行类别转换,并形成较多小型克隆扩增,但SHM不明显。少数EBV+ B细胞(约0.84%的克隆谱系)可能真正进入GC,经历SHM和较复杂的克隆演化。CD4 T细胞通过分泌IFN、TNF等细胞因子及可能的直接接触,对EBV+ B细胞扩增产生限制作用。感染B细胞最终可能分化为浆母细胞或向记忆B细胞池过渡,但后者在本模型的观察期内尚未被明确捕获。


该模型为理解EBV如何利用部分GC样程序促进感染细胞扩增、同时偏离典型GC分化路径,并可能有利于病毒持续存在,提供了一个工作性解释框架;持续潜伏和免疫逃逸机制仍需进一步验证。


3.挑战与局限

本项由UCI与哈佛团队发表于《PNAS》的研究工作,成功建立了一种生理相关度较高的EBV原发感染体外研究模型。然而,结合该研究的具体实践,该模型体系仍存在一定需要持续优化的技术边界与局限:

(1)记忆B细胞储存库未在观察期内明确显现:在3周培养期内,研究者未检测到明确的EBV+记忆B细胞群。这可能因为培养时间不足以完成从GC到记忆的完整分化,也可能因为进入记忆状态的EBV+ B细胞充分沉默病毒基因表达,从而与未感染记忆B细胞难以区分。

(2)组织成分代表不足:类器官中的扁桃体上皮代表不足,主要抗原提呈细胞群体也低于体内状态;因此难以评估这些细胞对EBV感染和免疫应答的相对贡献。这使得研究者无法评估上皮细胞在病毒初始入侵中的作用,也限制了对天然免疫识别过程的完整观察。

(3)裂解复制有限:与既往扁桃体外植体模型相比,本研究类器官中的EBV裂解复制较为有限;这一特点可能限制CD8 T细胞应答,并使病毒产生、传播及裂解复制周期的研究受到限制。


4.总结与展望

该研究基于40名供者的扁桃体类器官建立EBV感染模型,证明其可用于观察原发感染早期B细胞状态、BCR谱系动态及T细胞应答;其在不同供者免疫背景下预测感染/免疫应答的能力,以及长期分化终点,仍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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