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 发布重磅草案，聚焦肿瘤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成为药物研发新基础设施

近日，FDA发布指导原则草案“Oncology Pharmaceuticals:Streamlined Nonclinical Safety Studies for Biologics and Conjugated Products"，拟在特定抗肿瘤药物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估中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动物试验。

这份文件虽然聚焦肿瘤生物药和偶联药，但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未来药物研发不能再只依赖传统动物实验。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减少动物使用、提升人体相关性、引入更高效的新方法学，正在成为全球药物研发和监管演进的重要方向。

而在这一轮变化中，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正加速从前沿技术走向药物研发的新型基础设施。

一份草案，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这份草案的核心，是为部分抗肿瘤药物提供更精简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路径，不再机械重复开展长期动物毒理试验。

FDA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可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 缺乏药理学相关动物种属时，可基于证据权重风险评估替代部分动物毒理研究

• 部分产品的一般毒理研究可由双物种缩减为单一相关物种

• 对于PD-1/PD-L1 单抗、CD3双特异性T细胞连接器等机制更清楚、经验更成熟的产品，慢性毒性评估在一定条件下可不再要求开展3个月毒理研究

• 对于部分ADC，如果毒性主要由载荷驱动，且载荷安全性已有充分认知，3个月毒理研究可仅在啮齿类开展

• NAMs（新方法学，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可纳入风险评估体系，作为支持性证据

这意味着，监管体系正在从关注是否完成传统动物试验，转向关注是否真正回答了安全性问题。

药物研发，正在从固定模板走向问题导向

长期以来，动物实验一直是药物研发中的传统路径。但随着双抗、ADC、细胞治疗等新型疗法快速发展，传统动物模型的局限越来越明显。

现实中常见的问题包括：

• 靶点在动物中不表达，或与人体差异明显

• 药物在动物中缺乏真实药理活性

• 长期动物试验周期长、成本高，但信息增量有限

• 非人灵长类研究资源紧张，伦理压力持续增加

因此，研发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做没做动物实验，而是这些实验是否真的能更好预测人体反应。

FDA这次草案的意义就在于，它进一步接受一种新的评价逻辑：围绕药理相关性、机制认知、已有数据、同类经验和新方法学，构建更有针对性的安全性评估体系。

NAMs走到台前，意味着什么？

在这份草案中，FDA明确提到NAMs，也就是新方法学。

这类方法通常包括：

• 基于人体生物学的体外模型

• 计算建模与人工智能分析

• 更具临床相关性的非动物评价体系

过去，NAMs更多被视为辅助研究工具。现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趋势是，NAMs正在从实验室技术走向药物研发基础能力，并逐步进入监管认可的决策支持框架。

这也是为什么，这份草案虽然聚焦肿瘤药，却被视为更广泛的行业信号。它表明，监管机构正在为非动物方法的实际应用提供更明确的政策空间。

为什么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正在成为新基础设施？

在NAMs体系中，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是颇具代表性的技术方向之一。

与传统二维细胞模型相比，它们更接近人体真实状态；与部分动物模型相比，又具有更强的人体相关性。它们可以更真实地模拟人体器官结构、细胞互作、药物暴露后的功能变化，以及肿瘤微环境和免疫反应过程。

在肿瘤生物药、双抗、ADC等复杂药物开发中，很多关键问题并不只是有没有毒，而是毒性来自哪里、是否与靶点或载荷相关、是否存在组织特异性风险、在动物不敏感时还有什么模型可以辅助判断。

这正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的价值所在。它们不仅有助于减少动物使用，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研发团队理解机制、识别风险、提升预测能力。

当监管越来越强调药理相关性、机制解释和综合证据时，类器官与器官芯片也就不再只是前沿技术，而是在逐步成为药物研发体系中的新型基础设施。

从科研工具走向监管应用

随着技术成熟和应用拓展，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正在从科研工具走向更广泛的产业化和转化应用，包括药物筛选、毒性评价、疾病模型构建、机制研究、精准医疗和临床转化。

在监管科学不断演进的背景下，这类技术还有望在更多场景中发挥作用：

• 在缺乏合适动物模型时提供人源化补充证据

• 支持新靶点的早期风险识别

• 辅助构建证据权重风险评估体系

• 与临床、文献和体内外数据共同支撑非临床决策

FDA此次草案的更深层意义在于，未来药物研发竞争，不仅是分子创新的竞争，也将是评价体系能力的竞争。